第43章 厚黑原理(心理与力学)之九 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
克鲁泡特金之误点,也与达尔文相同,达尔文是以禽兽社会状况,律之人类社会,故其说有流弊。克鲁泡特金,因为要指驳达尔文之错误,特别在满洲、西比利亚一带,考察各种动物及原始人类状况,明互助说,以反驳达尔文之互竞说。他能注意到人类,算是比达尔文更进步了。然而原始人的社会,与文明人的社会,毕竟不同,且克鲁泡特金考察原始人,也是从旁观察,并未曾与之共同居处若干年,而我辈则置身文明人社会中,与之共同居处若干年,所以我辈能现克鲁泡特金之误点,而指出其流弊。
原始人类,无有组织,成为无政府状态,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说,从原始社会得来,故他提倡无政府主义。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,也可分两部分看,他主张互助不错,因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主义就错了。
生物之进化,好比小儿一天一天的长大,由昆虫,而禽兽,而野蛮人,而文明人,好比吾人,由婴孩,而少年,而壮年。达尔文研究生物,以动物为主,正如小孩抢夺母亲口中饭物时代,故倡互竞说。克鲁泡特金所研究者,以原始时代人类为主,较动物更进化了,是小孩更大了点,不抢母亲口中食物,只请母亲与他盛饭,故倡互助说。至于长大成*人,独立生活的现象,他二人都未看见。
一个国家之进化,也好比不孩一天一天的长大。我国春秋战国时代,弱肉强食,正是小孩抢夺食物时代。后来进化了,汉弃珠崖,是母亲分饭与他吃,他都不要。再进化,到了明初,郑和下南洋,各国纷纷入贡,希望得中国的赏赐,这是穷亲友来告贷,慨然给予。再进化,到了明季和清朝,把蛮夷之地改土归流,每年还要倒贴若干金钱,等于做慈善事业,把贫人子弟收来,给以衣食,延师训读一般。我国进化程度,历历如绘。
西洋开化,比我国迟二千多年,其进化才至我国春秋战国时代,故其弱肉强食与我国春秋战国极相似,而达尔文之互竞说,遂应运而生。要防小孩抢夺食物,不得不用**手段,故墨索里尼之治意大利,希特勒之治德意志,与商鞅之治秦绝似,而皆收同一之效果,因其为同一时期之产物故也。秦始皇统一六国了,仍复厉行**,二世而亡,这是世界更进化了,等于身体长大了,再穿小孩衣服,不得不破裂;文景之世,政尚宽大,号称郅治,这是儿子长大了,父母不加干涉,他能独立成为好人。后来历代常有变乱,这是儿子长大成*人,父母过于放纵,遂日流于非的原故。然因其日流于非,而遂欲以待婴孩之法,待长大成*人之儿子,则又不可。故今之治国者,如摹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,直是师法商鞅,返吾国于春秋战国时代,是谓违反进化,是谓开倒车。
今人每谓我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很抱悲观,这未免误解。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正是人人能独立之表现,此时如用达尔文之互竞主义以治国,则是把人民当如怀中小儿,常常防他抢母亲口中食物,这是不可的。如用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以治国,则是把人民当如才能吃饭之小儿,须母亲与之盛饭,这也是不可的。今即长大成*人矣,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人人能独立矣,故此时治国者,当采用合力主义。譬如射箭,悬出一个箭垛,支支箭向同一之箭垛射去,是之谓合力。我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当采用此种方式,悬出一定之目的,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,根根独立,直向目的物射去,你不妨害我之路线,我也不求助于你,彼此不相冲突,不相依赖,这种办法,才适合我国现情。非然者,崇信达尔文之互竞说,势必压制他人,使他人之力线郁而不伸,而冲突之事以起;崇信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说,势必借助他人,养成依赖性,而自己不能独立,于我国现情俱不合。
达尔文说:互竞为人类天性,而他自己不与荷理士竞争,这条公例,算是他自己破坏了。克鲁泡特金说:互助为人类天性,这条公例也是克鲁泡特金自己破坏了的。请问:人类天性既是互助,为甚克鲁泡特金,要讲无政府主义,想推翻现政府,而不与政府讲互助?为甚政府要处罚他,推之下狱,而不与克鲁泡特金讲互助?有了这种事实,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,也不能不加以修正。
古人云: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故考察事物,非置身局外,不能得其真相。我辈是人类,站在人类社会之中,去考察人类,欲得真理,诚有不能。达尔文用的方法,是因人为动物之一,先把动物社会考察清楚了,把他的原则适用于人类社会,论理本是对的,无如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毕竟不同,故创出之学说,不无流弊。克鲁泡特金则更进步,从人类社会加以考察,他以为我辈处在现今之社会,不能见庐山真面,乃考察原始人类社会,置身旁观地位,寻出一种原则,以适用于现今之社会,论理也是对的,无如野蛮人之社会与文明人之社会毕竟不同,故创出之学说,也有流弊。
婴儿在母胎,成形之初,其脑髓像鱼蛙之脑,再一二月则像禽鸟之脑,再一二月则像兔犬之脑,再一二月则像猿猴之脑,最后才成为人类之脑,而小儿之脑筋皱纹少,大人则皱纹多,野蛮人之脑筋皱纹少,文明人则皱纹多。小儿下地之初,脑筋与禽兽相去不远,故其抢夺食物,与禽兽相似,稍大点,脑筋之简单类于原始时代的人,故其天真烂漫,也与原始人类相似。然而禽兽之脑筋,与人类有异,故达尔文的学说,不适于人类;原始人类之脑筋,与文明人有异,故克鲁泡特金的学说,不适用于文明社会。
禽兽进化为人类,故人类有兽性,然既名之曰人,则兽性之外,还有一部分人性,达尔文只看见兽性这一部分,未免把人性这一部分忽略了。原始人进化为文明人,故文明人还带有原始人的状态,然既成为文明人,则原始状态之外,还有一部分文明状态,克鲁泡特金只看见原始状态这一部分,未免把文明状态这一部分忽略了。禽兽有竞争,无礼让,人类是有礼让的,达尔文所忽略的,是在这一点。原始人类,浑浑噩噩,无有组织,成为无政府状态,文明人则有组织,有政府,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。
我们生在文明社会中,要考察人类心理真相,有两个方法:(1)一部二十五史,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,我们熟察历史事迹,既可见人类心理真相,这是本书前面业已说明了的;(2)凡物体,每一分子的性质,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,社会是积人而成的,人身是社会之一分子,我们把身体之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,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。
治国采用互竞主义有流弊,采用互助主义,也有流弊,必须采用合力主义。人身之组织,既是合力主义,身体是许多细胞构成,每一细胞都有知觉,等于国中之人民,大脑等于中央政府,全身神经,都可直达于脑,等于四万万五千万人,每人的力线,都可直达中央,成为合力之政府。目不与耳竞争,口不与鼻竞争,手不与足竞争,双方之间非常调协,故达尔文之互竞主义用不着;目不须耳之帮助而能视,口不须鼻之帮助而能言,手不须足之帮助而能执持,个个独立,自由表现其能力,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,也用不着。目尽其视之能力,耳尽其听之能力,口鼻手足,亦各尽各之能力,把各种能力,集合起来,就成为一个健全之身体,是之谓合力主义。我国古人有曰:“以天下为一家,以中国为一人。”已经见了这个原则。
国有中央政府,有地方政府,人身亦然。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,脚政府报告脑政府,立派右手来,把蚊子打死。万一右手被蚊子咬,自己无法办理,报告脑政府,立派左手来,把蚊子打死。有时睡着了,脑政府失其作用,额上被蚊子咬,延髓脊髓政府代行职务,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,脑政府还不知道。耳鼻为寒气所侵,温度降低,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,输送血液来救济,于是耳鼻就呈红色。万一天气太寒,输送了许多血液,寒气仍进逼不已,各地方政府协商道:“我们再输送血液去,仍无济于事,只好各守防地,把输送到耳的血液,与他截留了。”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。
我说至此处,一定有人起而质问道:“你说的救灾恤邻之道,正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,他的学说,何尝会错?”我说道:他讲的互助不错,错在无政府主义,必须有了政府,才能谈互助,无政府是不能互助的。举例来说:前清时,我们四川对于云贵各省有协饷,这可说是互助了,满清政府一倒,协饷即停止,这即是无政府即不能互助之明证。并且满清政府一倒,川滇黔即互相战争起来,由此知:在无政府之下,只能生互竞的现象,断不会生互助的现象。
人身有中央政府,有省县市区各种政府,脑中记忆的事,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,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,施催眠术的人,是蒙蔽了中央政府,在省县市区政府调阅旧卷,所以人在催眠中,能将平素所做之事说出,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。疯人胡言乱语,这是脑政府受病,中央政府失了作用,省县市区政府,乱号令。所以疯人说的话,都是他平日的事,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,故话不连贯;夜间做梦,是中央政府休职,各处政府的人,跳上中央舞台来了,人一醒,中央政府复职,他们立即躲藏。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,故梦中的事,也能略记一二。我们可以说:疯狂和做梦,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。
古来亡国之时,许多人说要死节,及到临头,忽然战栗退缩。因为想死节,是出于理智,从脑中出,是中央政府的命令;战栗退缩,是肌肉收缩,是全国人民不愿意。文天祥一流人,从容就死,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,人民与中央政府,业已行动一致了。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,及至美色当前,又情不自禁,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,情不自禁,是身体他部分的主张。我们走路,心中想朝某方走,最初一二步注意,以后即无须注意,自然会向前走去,这回是中央政府布号令后,人民依着命令做去,如果步步注意,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,那就不胜其烦了。我们每日有许多无意识的动作,都是这个原因。古人作诗,无意中得佳句,疑有神助。大醉后写出之字,比醒时更好,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,遇有事来,不需中央指挥,人民自动作出之事,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。心理学书上,有所谓“下意识”者,盖指除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。
理智从脑而出,能辨别事理,**从五官百骸而出,是盲目的,故目好色,耳好声,身体肌肤好愉快,往往与脑之主张相违反。古代哲学家,如希腊的柏拉图等,和中国的程朱等,都是崇奉理智,抑制**。例如程子说:“妇人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。”又把韩昌黎“臣罪当诛,天王圣明”二语,极力称赞,只要脑中自认为真理,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之死地,与暴君之**是一样。所以这样学说昌明时代,也即是君权极盛时代。后来君主打倒了,民主主义出现,同时学说上也盛行**主义,纵肆耳目之欲,任意盲动,无所谓理智,等于政治上之暴民**。我们读历史,看出一种通例:君主时代,政府压制人民,同时哲学家即崇理智而抑**,民主时代,人民敌视政府,同时哲学家即重**而轻理智。
据上面之研究,可知身体之组织,与国家之组织是很相同的,我们返观吾身,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,即知道:我们创设一种学说,必使理智与**相调协,不能凭着脑之空想,以虐苦五官百骸,亦不能放纵五官百骸,而不受理智之裁判。建设一个国家,必使政府与人民调协,不能凭着脑政府之威力压制人民;而为人民者,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行为。吾身之组织,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,故脑为神经之总汇处,与五官百骸,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。因此每一人民之力线,必使之可以径达中央,中央为全国力线之总汇处,政府与人民,不用调协而自然调协。能这样的办理,即是合力主义,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,而与天然之理相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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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始人类,无有组织,成为无政府状态,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说,从原始社会得来,故他提倡无政府主义。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,也可分两部分看,他主张互助不错,因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主义就错了。
生物之进化,好比小儿一天一天的长大,由昆虫,而禽兽,而野蛮人,而文明人,好比吾人,由婴孩,而少年,而壮年。达尔文研究生物,以动物为主,正如小孩抢夺母亲口中饭物时代,故倡互竞说。克鲁泡特金所研究者,以原始时代人类为主,较动物更进化了,是小孩更大了点,不抢母亲口中食物,只请母亲与他盛饭,故倡互助说。至于长大成*人,独立生活的现象,他二人都未看见。
一个国家之进化,也好比不孩一天一天的长大。我国春秋战国时代,弱肉强食,正是小孩抢夺食物时代。后来进化了,汉弃珠崖,是母亲分饭与他吃,他都不要。再进化,到了明初,郑和下南洋,各国纷纷入贡,希望得中国的赏赐,这是穷亲友来告贷,慨然给予。再进化,到了明季和清朝,把蛮夷之地改土归流,每年还要倒贴若干金钱,等于做慈善事业,把贫人子弟收来,给以衣食,延师训读一般。我国进化程度,历历如绘。
西洋开化,比我国迟二千多年,其进化才至我国春秋战国时代,故其弱肉强食与我国春秋战国极相似,而达尔文之互竞说,遂应运而生。要防小孩抢夺食物,不得不用**手段,故墨索里尼之治意大利,希特勒之治德意志,与商鞅之治秦绝似,而皆收同一之效果,因其为同一时期之产物故也。秦始皇统一六国了,仍复厉行**,二世而亡,这是世界更进化了,等于身体长大了,再穿小孩衣服,不得不破裂;文景之世,政尚宽大,号称郅治,这是儿子长大了,父母不加干涉,他能独立成为好人。后来历代常有变乱,这是儿子长大成*人,父母过于放纵,遂日流于非的原故。然因其日流于非,而遂欲以待婴孩之法,待长大成*人之儿子,则又不可。故今之治国者,如摹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,直是师法商鞅,返吾国于春秋战国时代,是谓违反进化,是谓开倒车。
今人每谓我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很抱悲观,这未免误解。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正是人人能独立之表现,此时如用达尔文之互竞主义以治国,则是把人民当如怀中小儿,常常防他抢母亲口中食物,这是不可的。如用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以治国,则是把人民当如才能吃饭之小儿,须母亲与之盛饭,这也是不可的。今即长大成*人矣,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人人能独立矣,故此时治国者,当采用合力主义。譬如射箭,悬出一个箭垛,支支箭向同一之箭垛射去,是之谓合力。我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当采用此种方式,悬出一定之目的,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,根根独立,直向目的物射去,你不妨害我之路线,我也不求助于你,彼此不相冲突,不相依赖,这种办法,才适合我国现情。非然者,崇信达尔文之互竞说,势必压制他人,使他人之力线郁而不伸,而冲突之事以起;崇信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说,势必借助他人,养成依赖性,而自己不能独立,于我国现情俱不合。
达尔文说:互竞为人类天性,而他自己不与荷理士竞争,这条公例,算是他自己破坏了。克鲁泡特金说:互助为人类天性,这条公例也是克鲁泡特金自己破坏了的。请问:人类天性既是互助,为甚克鲁泡特金,要讲无政府主义,想推翻现政府,而不与政府讲互助?为甚政府要处罚他,推之下狱,而不与克鲁泡特金讲互助?有了这种事实,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,也不能不加以修正。
古人云: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故考察事物,非置身局外,不能得其真相。我辈是人类,站在人类社会之中,去考察人类,欲得真理,诚有不能。达尔文用的方法,是因人为动物之一,先把动物社会考察清楚了,把他的原则适用于人类社会,论理本是对的,无如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毕竟不同,故创出之学说,不无流弊。克鲁泡特金则更进步,从人类社会加以考察,他以为我辈处在现今之社会,不能见庐山真面,乃考察原始人类社会,置身旁观地位,寻出一种原则,以适用于现今之社会,论理也是对的,无如野蛮人之社会与文明人之社会毕竟不同,故创出之学说,也有流弊。
婴儿在母胎,成形之初,其脑髓像鱼蛙之脑,再一二月则像禽鸟之脑,再一二月则像兔犬之脑,再一二月则像猿猴之脑,最后才成为人类之脑,而小儿之脑筋皱纹少,大人则皱纹多,野蛮人之脑筋皱纹少,文明人则皱纹多。小儿下地之初,脑筋与禽兽相去不远,故其抢夺食物,与禽兽相似,稍大点,脑筋之简单类于原始时代的人,故其天真烂漫,也与原始人类相似。然而禽兽之脑筋,与人类有异,故达尔文的学说,不适于人类;原始人类之脑筋,与文明人有异,故克鲁泡特金的学说,不适用于文明社会。
禽兽进化为人类,故人类有兽性,然既名之曰人,则兽性之外,还有一部分人性,达尔文只看见兽性这一部分,未免把人性这一部分忽略了。原始人进化为文明人,故文明人还带有原始人的状态,然既成为文明人,则原始状态之外,还有一部分文明状态,克鲁泡特金只看见原始状态这一部分,未免把文明状态这一部分忽略了。禽兽有竞争,无礼让,人类是有礼让的,达尔文所忽略的,是在这一点。原始人类,浑浑噩噩,无有组织,成为无政府状态,文明人则有组织,有政府,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。
我们生在文明社会中,要考察人类心理真相,有两个方法:(1)一部二十五史,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,我们熟察历史事迹,既可见人类心理真相,这是本书前面业已说明了的;(2)凡物体,每一分子的性质,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,社会是积人而成的,人身是社会之一分子,我们把身体之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,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。
治国采用互竞主义有流弊,采用互助主义,也有流弊,必须采用合力主义。人身之组织,既是合力主义,身体是许多细胞构成,每一细胞都有知觉,等于国中之人民,大脑等于中央政府,全身神经,都可直达于脑,等于四万万五千万人,每人的力线,都可直达中央,成为合力之政府。目不与耳竞争,口不与鼻竞争,手不与足竞争,双方之间非常调协,故达尔文之互竞主义用不着;目不须耳之帮助而能视,口不须鼻之帮助而能言,手不须足之帮助而能执持,个个独立,自由表现其能力,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,也用不着。目尽其视之能力,耳尽其听之能力,口鼻手足,亦各尽各之能力,把各种能力,集合起来,就成为一个健全之身体,是之谓合力主义。我国古人有曰:“以天下为一家,以中国为一人。”已经见了这个原则。
国有中央政府,有地方政府,人身亦然。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,脚政府报告脑政府,立派右手来,把蚊子打死。万一右手被蚊子咬,自己无法办理,报告脑政府,立派左手来,把蚊子打死。有时睡着了,脑政府失其作用,额上被蚊子咬,延髓脊髓政府代行职务,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,脑政府还不知道。耳鼻为寒气所侵,温度降低,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,输送血液来救济,于是耳鼻就呈红色。万一天气太寒,输送了许多血液,寒气仍进逼不已,各地方政府协商道:“我们再输送血液去,仍无济于事,只好各守防地,把输送到耳的血液,与他截留了。”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。
我说至此处,一定有人起而质问道:“你说的救灾恤邻之道,正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,他的学说,何尝会错?”我说道:他讲的互助不错,错在无政府主义,必须有了政府,才能谈互助,无政府是不能互助的。举例来说:前清时,我们四川对于云贵各省有协饷,这可说是互助了,满清政府一倒,协饷即停止,这即是无政府即不能互助之明证。并且满清政府一倒,川滇黔即互相战争起来,由此知:在无政府之下,只能生互竞的现象,断不会生互助的现象。
人身有中央政府,有省县市区各种政府,脑中记忆的事,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,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,施催眠术的人,是蒙蔽了中央政府,在省县市区政府调阅旧卷,所以人在催眠中,能将平素所做之事说出,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。疯人胡言乱语,这是脑政府受病,中央政府失了作用,省县市区政府,乱号令。所以疯人说的话,都是他平日的事,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,故话不连贯;夜间做梦,是中央政府休职,各处政府的人,跳上中央舞台来了,人一醒,中央政府复职,他们立即躲藏。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,故梦中的事,也能略记一二。我们可以说:疯狂和做梦,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。
古来亡国之时,许多人说要死节,及到临头,忽然战栗退缩。因为想死节,是出于理智,从脑中出,是中央政府的命令;战栗退缩,是肌肉收缩,是全国人民不愿意。文天祥一流人,从容就死,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,人民与中央政府,业已行动一致了。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,及至美色当前,又情不自禁,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,情不自禁,是身体他部分的主张。我们走路,心中想朝某方走,最初一二步注意,以后即无须注意,自然会向前走去,这回是中央政府布号令后,人民依着命令做去,如果步步注意,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,那就不胜其烦了。我们每日有许多无意识的动作,都是这个原因。古人作诗,无意中得佳句,疑有神助。大醉后写出之字,比醒时更好,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,遇有事来,不需中央指挥,人民自动作出之事,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。心理学书上,有所谓“下意识”者,盖指除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。
理智从脑而出,能辨别事理,**从五官百骸而出,是盲目的,故目好色,耳好声,身体肌肤好愉快,往往与脑之主张相违反。古代哲学家,如希腊的柏拉图等,和中国的程朱等,都是崇奉理智,抑制**。例如程子说:“妇人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。”又把韩昌黎“臣罪当诛,天王圣明”二语,极力称赞,只要脑中自认为真理,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之死地,与暴君之**是一样。所以这样学说昌明时代,也即是君权极盛时代。后来君主打倒了,民主主义出现,同时学说上也盛行**主义,纵肆耳目之欲,任意盲动,无所谓理智,等于政治上之暴民**。我们读历史,看出一种通例:君主时代,政府压制人民,同时哲学家即崇理智而抑**,民主时代,人民敌视政府,同时哲学家即重**而轻理智。
据上面之研究,可知身体之组织,与国家之组织是很相同的,我们返观吾身,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,即知道:我们创设一种学说,必使理智与**相调协,不能凭着脑之空想,以虐苦五官百骸,亦不能放纵五官百骸,而不受理智之裁判。建设一个国家,必使政府与人民调协,不能凭着脑政府之威力压制人民;而为人民者,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行为。吾身之组织,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,故脑为神经之总汇处,与五官百骸,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。因此每一人民之力线,必使之可以径达中央,中央为全国力线之总汇处,政府与人民,不用调协而自然调协。能这样的办理,即是合力主义,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,而与天然之理相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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